这是你的孙子吗？”奧斯汀(Austin)跟我一起出去时，人们有时会这样问她。
我喜欢看她虚荣心作祟，平静地偏过鬓发如霜的小脑袋，操着经过刻意修饰的南方口音纠正他们的样子。“不，亲爱的，他是我的朋友。”
此时，人们常常挤出一个微笑，转身走开，也许是担心在酒吧里闲坐或在超市里逛悠、像青少年一样情不自禁笑出声的这位老妇人，和这名年轻一些的男子之间存在超越友谊的关系。
至于为什么情不自禁笑出声，我无法说清楚。让我们欢笑的似乎常常是共处时的某种深层次的喜悦。友谊可以像它那更为熠熠生辉的表亲爱情一样，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化学反应，也可以像爱情一样，在一瞬间发生。
遇到奧斯汀的时候，我40出头，并没有在寻觅新朋友。我孤身来到俄勒冈的这个小镇上，是为了写完一本书。因此，当一位瘦骨嶙峋、长着蓝色眼睛的女士敲开门，自我介绍说就住在对面，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过去看看她的花园——或许还可以来一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时，我礼貌地拒绝了。
不过，目送她姗姗离去，我在她的丝绒便鞋和起皱的衬衫中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心痛，一丝幽幽的悲伤，我觉得最好称之为孤独。我猛地冲到土路上，告诉她我很抱歉，她来之前我正在工作，但我很愿意参观她的花园。
“不要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？”她说。
“当然也要，”我红着脸回答。接着，还没等我提议把拜访时间定在下周，她便说道：“那我们过会儿见，4点30分怎么样？”
我必须对她的时间观念表示称道。有本钱把事情往后推的人才会跟人约在下周。已至耄耋之年的奧斯汀显然不会这样奢侈。
“我喜欢你的脸，”她后来承认，告诉我她看到过信箱旁的我。
当她倒杜松子酒的时候，我告诉她我也看到过信箱旁的她，也喜欢她的脸。
“要是我的眉毛再漂
亮一点就好了，”她说。“它们从前可是又浓又密。”
她的花园令人惊叹，不像侍弄出来的，倒像梦想出来的，有一种哥特式的狂野，一种不拘定法的优美。
黄昏时分，来了一只鹿，吃着酸苹果树的花。我们已经聊了几个小时，有些微醺，随后走进厨房准备晚餐。奥斯汀是一名退休的心理学家，游历过很多地方，能说糟糕的西班牙语和更糟的法语，现在是一名画家。她有过两任丈夫，第二任是在这所房子里离世的，确切地说是在起居室内的一张小床上。
“我将来也要这样离开，”奥斯汀告诉我。“这个房间的光线最好。”
我们转向窗户，但阳光已经消逝。我们这么快就能自然而然、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，这种感觉预示着好兆头。
“所以你是从家里逃出来的？”有一刻她说道。
从一开始，我们的互动所具有的某种特质，就让我联想起童年时代那种可以百无禁忌地提问的友谊。谈及宗教，她自称是一名无神论者。我则承认一直被自己天主教家庭成长经历的幽灵纠缠着。她说她的姐妹相信有地狱，并为她的灵魂感到担忧。但奧斯汀似乎无所畏惧，最不怕的就是死亡。我说我仍然害怕黑暗。
“独自居住，”她说，“会让你变得有点奇怪。”
我笑了，但转换了话题，告诉她想看看她的画作。
后来，往路对面走、返回那个在Craigslist网站上从别人手中转租的房子时，我不禁纳闷我这是在干什么。我提醒自己别忘了原先的计划：躲起来，沉浸在那本书制造的梦境里。我来这儿不是为了与人交际。多年间我一直在忙活同一本书，当时处于最后冲刺阶段。我可以在几个月内写完草稿，然后打道回府。
此外，如果在闭关期间想要有个朋友，我会找跟我年龄相仿的人一块儿喝啤酒。和一位老妇人在她家花园里喝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？这可不在计划之中。
但下一个周末我跟她共进了晚餐，然后每个周末都是如此。有时候我们会出门下馆子或者在山间漫步。奥斯汀的那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似乎很困惑。
“他是在帮你修电脑吗？”一个朋友问。
当我第一次跟外地的朋友谈起奥斯汀时，他们以为我交了新男友。
“奧斯汀是女人，”我会告诉他们。“而且她已经80多了。她只是一个朋友。”
“真酷。”即便他们这样如此回答，我还是几乎能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：“在俄勒冈那边肯定是没什么选择的余地。”
我想，令人困惑的不是两个年龄相差如此悬殊的人成了朋友，而是我们俩实际上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其他人都认为我们这段友情有些古怪或者离奇，就像看似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两种动物之间的友情：也许是一只猴子和一只鸽子。
的确，当我在镜中看我们俩时，看到的是非常奇特的一对儿。一位活泼的白发女郎着装色彩明艳，戴着硕大的首饰，和一名身穿乏味的大地色调毛衣、戴着克拉克·肯特(Clark Kent)式眼镜的黑发男子坐在一起。或许我看上去就像一个书呆子气十足的小白脸儿，或者这位优雅女士的贴心秘书。如果我们看上去完全不合常理，那没有关系。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注视彼此。
一天晚上，奥斯汀谈及了她还是学术界的一名中年人妻时的生活。“我完全错失了1960年代的狂野，”她说。
我告诉她我也错过了。
“你那时还没出生呢，”她说。“或者刚刚出生。”
我们常常一起下厨，就像第一天晚上那样，随后奥斯汀会把自己正在画的画拿给我看。应她的要求，我也开始把自己正在写的书读给她听。我们相互给出反馈意见；各自的工作都有了改善。
六个月的租约到期时，我续租了。小说尚未写完。此外，我觉得自己不可能遇到更好的邻居。
不知不觉间，三年过去了。我一周写作七天，大多数晚上都与奧斯汀共度。她有时会感到一阵头晕，和我一起走路时会挽着我的胳膊。她常常词不达意。当她想要拒绝外人来访，以便专心作画时，会在工作室的门上挂了一个牌子：请勿“破坏”。
很快她开始头疼，词不达意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。“我需要‘扭曲’来电，”她说，意思是她需要筛选来电（“扭曲”[screw]和“筛选”[screen]音近——编注）。
我们大笑，然后变得严肃起来。她预约了做检查的时间。
现在，她得上医生所说的那种在颅内快速肆虐的疾病已有八个月。他们说病情会不断恶化。如果幸运的话，她还有一年的时间。虽然不愿相信这一事实，我还是做着准备。
怎么准备？信守我对她的承诺。
奥斯汀在病症得到确诊的几个月前参加了一场婚礼。她向我展示了新人在婚礼上分发的结婚誓约，那是一份详细的清单。我按照奥斯汀的吩咐细细阅读了一番。我们当时正坐在车里，等着我们喜爱的泰国餐厅开门营业。
“我这一生从未和男人有过这样的东西，”她指的是誓约。“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我们没有这个，”她哭了起来。她以前很少哭的。
我握住她的手说，“好吧，你可以和我有这个。除了性，什么都行。”
此刻，猴子亲吻了鸽子。
那天晚上，我有了一种古怪的认知：我生命中某些最棒的罗曼史其实是一段段友情。它们在很多方面比情欲之爱更不可思议：更细腻，更无私，与友善更契合。
当然了，奥斯丁会早我很多年离世。但重点不在于此。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。
奥斯汀又画了几个月，用炽烈的色彩画着些飘忽迷幻的自画像。那是她最好的作品。不过后来她累了，很少离开沙发。我陪她面对面坐着，我们的腿缠绕在一起。
“读书给我听，”她说。
当我跟她说那本书已经写完的时候，她让我为她读些新东西。但每次我这样做，她很快就会睡着。
而我不会离开。我凝视着窗外。奥斯汀说的没错。这个房间的光线最好。
最近，她的头发变得稀疏了，但前面的白发被朋友的女儿挑染成了紫红色，颇具视觉冲击力。她看上去就像我上高中时也许会约会的某个朋克女孩。
我最近一次前去探望时，她变得精神了一些，说道：“哦，维克多，我昨天尝了最棒的甜点。”桃子和康涅狄格。你尝过吗？
“没有，”我笑着说。
我喜欢这个创意。两样看似不可能在一起的东西。猴子和鸽子。桃子和康涅狄格。没错，看似不可能在一起——但那滋味美妙异常。
周三，埃登·刘易斯在纽约发放印有“没有女性的一天”的围巾。
没有女性的一天迅速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标签，呼吁美国女性用罢工一天、不购物（除非是在小店铺和女性或少数族裔开的商店里）或统一穿红色衣服的方式，参加一场全国性的罢工。“女性向华盛顿进军”(Women's March on Washington)的组织者把特朗普国际酒店(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)作为一场抗议的对象，部分人被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