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岁时，一场意外的中风改变了我

   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、渴望知识的大学毕业生和志向远大的作家，我厌倦了从一个办公室职位跳到另一个。当时是2000年，科技正在蓬勃发展。我也想在数字淘金热中捞一笔。与我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很多朋友一样，我在想：为什么不加入互联网经济呢？

    我看到广告，应聘了一家拿到风投的教育初创公司的一个职位。除了提供股票期权，这份工作还承诺提供一个创造性发展平台——除非我傻，否则不可能忽略这一点。面试之后，我愉快地接受了这家公司的工作机会。

    在公司的每一天都是充满色彩的感官体验——办公室涂了17种颜色——还有香薰蜡烛、智力游戏和瑜伽球。每一周我都进入令人兴奋的项目，解决问题，开发新技术，最棒的是与一群才华横溢、聪明敬业的同事互动。

    我的抱负越来越大。我迅速获得提升，在裁员浪潮中存活了下来。数月之后，我发现自己领导着一个研发和市场推广团队，成员中有设计师、程序员、制作人、行业专家、销售人员和撰稿人。

    我经常一周工作70个小时——如果赶工期的话，工时会更长。我经常是办公室第一个到，最后一个走的。但我很高兴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工作。

为了赶进度，我把自己投入到一系列自我折磨中，包括喝很多咖啡、用打盹代替真正的睡眠。当时我26岁，觉得自己不可战胜。我觉得自己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，所以不理会反复出现的头疼、视力模糊和疲倦。

    2001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到达办公室，觉得右眼嗡了一下，双手出现刺痛麻麻的感觉，我以为这只是早上犯迷糊而已。过了一会儿，在团队会议上，我站起来讲话。一个同事后来跟我说，她看见我嘴歪了，说话吐字不清。

    之后我所知道的就是，有人对我说：“你中风了。我们必须做个扫描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。你明白吗？”

    那时我才20多岁，大脑已经受到了损伤。我无法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表达给医生或护士。那些话就在那儿，我清楚地看见它们在我脑子里，但就是无法把它们连成语言。我的手仍有麻刺感。脑部扫描后，我连签名都困难，因为我不记得怎么拼写了。

    第二天晚些时候，我出院了。出租车司机问我，“你去哪儿？”我根本想不起来自己住在哪条街。我把出院文件递给他，上面有我的地址。到家后，我睡了很长时间。

    当时我还那么年轻，从没想过自己会中风。不过后来得知，中风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在上升。医生并没有说劳累过度是我中风的直接原因，但是他说，压力、过劳或疲惫可能加重了病情。

    出院后，我对失去控制感到无助和丢脸。我不可战胜的光环破碎了。但是我慢慢开始恢复。每天晚上，我练习拼写长单词，比如arachnophobia（蜘蛛恐惧症）和Czechoslovakia（捷克斯洛伐克）；做复杂的数学题；重新学习遭到破坏的记忆力。我做瑜伽和冥想。我越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大脑，越能获得满足感。

    多亏同事们的支持，我重返工作岗位，不过不可避免的，我每天疯狂的冲刺变成了爬行。现在，我抽出时间停歇和思考——结果，我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为丰富了。

    由于那次中风，我重新设定了自己的职业重心。对每一个新的事业机会——从写书，到开公司，到给不同的项目提供咨询——我懂得了设定日程和避免过多承诺的重要性。

    我开始拥有自己的日程，并按之行事。我把一切都列入日程：工作承诺、锻炼、散步、社交聚会，甚至睡眠时间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这样做。现在，我的大脑每天有个重置时间，通常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。我和妻子一起散步，我呼吸、微笑、冥想，跟陌生人和动物打招呼，写日记或着画画。

    到现在，我手上已经有了好几个公司，而且经常出差，但我依然挤时间从数字世界脱身，投入真正重要的事情：陪伴我爱的人、创新、到大自然中去。至于我的事业，我把它看做一系列有意义项目的叠加，不会让任何项目太耗费精力或让人难以承受。

    负担过重是如今的工作方式。我们当中那些雄心勃勃者难免成为拼命三郎，这很危险——我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去追求把我们向前推进的机会，那也很危险。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创意经济中所面临的动态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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